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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什么王法和官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  

2013-01-17 07:06:51|  分类: 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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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可见,“有权力就有真理”、“有权力者必然有最高的道德”(或拥有道德的终极裁判权)、“有权力者必然有最高的知识”(或拥有知识和逻辑的终极裁判权),这些所以在中国制度环境中越来越司空见惯,本有其深刻原因。

阿Q像,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赵延年木刻插图本〈阿Q正传〉》

本文摘自:光明网,原载于《东方瞭望周刊》,作者:王毅,原题:为什么“王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

“天理·国法·人情”这涵纳宇宙的巨大体系及其一切合法性依据,其终极的创制者和裁定者都只能是“官家”(最高权力者及其各级官吏);如果有谁希望发现“官权”垄断之外还有什么另外的真相和法律依据,那么这本身就是最大犯罪

本文上篇通过“曹操杀孔融”等众多案例以及鲁迅的点评,展示了“王法和官法势焰之下决不允许讲理”这个重要的法律和制度现象。那么这些现象背后更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深思的东西呢?下面来看。

胡适深痛的法律制度缺失

1933年2月7日,胡适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说:

先进的民族得着民权,不是君主钦赐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无数的先知先觉奋斗力争来的,是用血写在法律条文上去的,是时时刻刻靠着无数人的监督才保障得住的。

“权利”一个名词是近三十多年来渐渐通用的一个新名词。当这个名词初输入的时代,梁任公先生等屡做论文,指出中国人向来缺乏权利思想,指出中国人必须提倡这种权利思想。中国人所以不爱护权利,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制史上缺乏了一个法律辩护士的职业。我们的老祖宗只知道崇拜包龙图式的清官,却不曾提倡一个律师职业来做人民权利的保护者。(百姓)只希望终身不入公门,不上公堂;上了公堂,他们只准备遭殃,丝毫没有抵挡,没有保障。罗马不但留下了《罗马法典》,更重要的是她遗留下的法律与辩护制度。??有了这种风气和制度,然后人民有权利可说。(《独立评论》第38号)

“(百姓)只希望终身不入公门,不上公堂;上了公堂,他们只准备遭殃,丝毫没有抵挡,没有保障”,胡适这描述真是无比沉痛;但是他将“人民无权利可言”归因于没有律师制度,这仍远远未及根本。

因为如本文上篇及笔者以往多篇“札记”所说明的,在“王法”之下,法律的程序正义、当事人的权利底线、不受权势压迫的庭辩(对案情因果和证据的质疑追究)和抗诉、具有代理取证质辩诸多权利的律师阶层、接受公议检验的庭审程序??,这一切都几乎完全不可能。所以在当事人几乎毫无法庭权利可言的前提下,即便煞有介事引进了律师和庭辩等等形式,最多也只能是画虎类犬的应景和敷衍而已。

而人们熟悉的实际情况是:剥夺废黜法律当事人的质辩权利、法庭上不许他们讲理,这早已是“王法”之下的天经地义和制度常态。再举个最经典的案例:大圣人西伯(周文王)赢得民心之后天下贤者争相依附,这使暴虐无道的商纣王满心忌恨,于是他将西伯关入里大牢。众贤士看到西伯马上就要如鄂侯等人那样被纣王酷刑惨杀,于是赶紧用大量的美女、奇物、善马等向纣王行贿;结果一招奏效,纣王大悦,不仅改判西伯无罪释放,而且还委以重权,遂使他有了发展势力的本钱。

这个《史记》里的老故事传了一千年没遇到异议,但到了宋代“头巾气”很重的道学家眼里被挑出毛病,他们觉得堂堂周文王怎么能够用性贿赂之类的龌龊手段来为自己开路?所以他们设想一定是西伯靠自己的“圣智慈理”说服了纣王;因为既然是大圣人,理所当然要靠讲道理、讲学问、讲道德行遍天下。宋儒们这个臆想传到明代嘉靖年间,亦即“王法逻辑”空前彰显的时代,于是被当时著名学者王世贞大大嘲笑了一番,他意思是:宋儒以为西伯决不会靠下三滥的行贿来救自己性命,这真是迂腐得吓人,因为他们完全忘了纣王这样的统治者是什么货色,忘了其“欲加之罪其患无辞”、“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法律准则如何天下通吃。所以只要稍有一点小儿科的生活经验,就会知道西伯百分之一百二十唯有靠行贿才可能保住性命,除此之外的一切讲道理、讲学问、讲道德都不过是水中捞月的勾当。(详见王世贞:《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一《闳夭不赂纣辨》)

可见,经过“王法”势焰之下千百年的“法制教育”(不是“法治教育”),法庭上讲道理在国民心目中的价值彻底沦落到无用之极的境地,于是再也没有人相信圣人可以通过“讲理”而阻止权力者非法剥夺生命,再也没有人相信“王法”之下能有法庭辩护的立锥之地;而如此局面当然不是任何表面上的法律革新所能触动的。

法庭上能否讲理的背后

还可以进一步比较的是:西方“罗马法”以来法学和律师制度经常需要通过“对抗性质辩”而实现对法理及其逻辑体系“自洽性”(self-consistent)的追索探究。于是法庭抗辩理所当然是罗马法的重要内容,例如“无过抗辩”等等;罗马法制度下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也都只能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后才能做出。所以英文法律术语中的“反对”和“异议”(exception)即来源于罗马法的“抗辩”(拉丁文是exceptio),其意义中性,是诉讼程序中必须的一环,完全不可能包涵鲁迅评论“曹操杀孔融”等案例时慨叹的质疑王法官法天然就是犯罪、无罪也是有罪等先验和专横的逻辑。

而罗马法以来的逻辑方法在中国“王法”制度里根本不能想象。因为在这里,“天理·国法·人情”这涵纳宇宙的巨大体系及其一切合法性依据,其终极的创制者和裁定者都只能是“官家”(最高权力者及其各级官吏);如果有谁希望发现“官权”垄断之外还有什么另外的真相和法律依据,那么这本身就是最大犯罪,其结果只能如“孔融案”那样,在动脑筋、费口舌以探究辨析疑义之前就被砍了脑袋。

为什么中西迥异如此?原来如笔者所详细说明,“秦制”(尤其宋明)以后,权力垄断“天道”阐释权的趋向日益强势,由此确立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则:其一,最高统治者是宇宙终极法则的唯一承载者和一切知识的源头,同时又是道德的最高代表;其二,一切知识、逻辑、法律等的最高功能,都在于作为工具性手段而帮助权力者运行和调节统治秩序。

朱元璋对此说得最简捷明了: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皇明世法录》卷三《太祖宝训·守法》)。所有这些工具性手段所拱卫和尊奉的权力核心,不允许受到丝毫的触动和质疑,即李世民《帝范·君体》早就定义的:“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

“王法”不许讲理的根源:有权才能有理

可见,“有权力就有真理”、“有权力者必然有最高的道德”(或拥有道德的终极裁判权)、“有权力者必然有最高的知识”(或拥有知识和逻辑的终极裁判权),这些所以在中国制度环境中越来越司空见惯,本有其深刻原因。而“有权就有法”、“有权力就天然代表和垄断一切合法性的本源”,则是上述“权力结构大厦”逻辑链条中最重要一环(详见拙著《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册第五章第三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通俗地说这道理就是:从“王法”、“官法”立场来看,常常无所谓什么有理或无理、也根本不必费心惦记逻辑上能说得通还是说不通,因为“官家”天然、全权和永远代表着万物万事背后神圣的宇宙法则,这才是天地间至尊无上、可以藐视并践踏其他一切的“理”!

用一句话概括:权力通吃是王法官法体系的最高法理逻辑。

在“法律史札记之十二”中,笔者引述了崇祯本《金瓶梅》对“武松诉西门庆案”的一句警策评论:“断狱之不可论理如此”;中国连妇孺也知道:小民百姓绝对没有资格与高高在上的官府去“论理”。所以,名为法律却偏偏不能讲理!如此深刻的悖论其原因就在于:“王法”体系的立身之本、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在于任何需要人们从平等法权地位出发去探究质辩和深入体认的“理”(真相、正义及其实现路径等),而仅在于那个因为最高统治者授权就威严无比的“官权”!

在此背景下解析孔融等案例的症结,尤其是比较它们与本文上篇“图二说明”所述宪政法治方向之间的根本悖逆,我们就能同时发现中西两套法理逻辑体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权力逻辑”压倒一切的结果

叙述至此,读者大概不难想到:“权力的逻辑”压倒一切,这个逻辑通过“王法”等平台而日益极尽强横、并尽力挤压和覆盖几乎一切社会空间,如此趋向对于我们的法律形态、制度史和文化史等等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广了。

以本文图一提示的内容为例,如果看到阿Q日夜憧憬的“革命”方案(包括其逻辑特点和语言表述方式)与“王法”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对“阿Q现象”的理解,就可能进入一个远比“国民性”更为深入的“制度法理”层面。

再比如为什么在我们的传统之下,绝对想象不出希腊文明确立的那种“对知识不计利害的爱”?这种根本缺失对于我们民族的知识谱系、价值伦理、知识阶层的人格塑造等等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透过一小例子,这些问题能看得很清楚:

严忠济是元代初年著名学者、国家礼仪制度全套设计方案的制定者,按理说这样的礼法和文化领袖人物,他满心里装的都应该是对制度理想和文化准则的笃诚信念吧?但我们读一下他私下的心里话才知道大谬不然,这心里话就是:“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越调·天净沙,《全元散曲》第70页)那么为什么对权力的贪恋在知识领袖那里竟然也成了胜过一切的人生终极价值?他对于自己制度环境中“价值核心”的概括表述,为什么能够如此凝练精准又极为通俗易懂?显然,如果离开“王法之法理逻辑”千百年的熏陶磨砺,这一切语言范式、知识范式、人格范式等等的打造和确立,尤其是它日益成为上下各个阶层共同的价值取向,都完全不可能——由此中西在知识体系上的参商相悖也就是一种必然。

又比如李约瑟在1953年写给J.E.Switzer的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他接着指出:“中国的圣贤没有走上这两步”---“李约瑟问题”大家纠结已久,似乎颇难厘清。但实际上如我们已经说明的,在“权力逻辑”压倒一切的背景下,其他任何“讲理”的逻辑体系和质辩方法都万难深入影响民族的思维方式。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曾概括:“科学方法的全部奥秘是一种愿意从错误中学习的态度”;而一望可知,“王法”、“官法”(天然并永远垄断一切“伟大”和“正确”是其合法性的根本)成就出的思维逻辑恰恰与此完全逆向,所以如果着眼于此,则“李约瑟问题”的根源何在,就最明了不过。

再举个例子。本刊今年第17期《清华老人何兆武:不敢乐观,可也不敢悲观》的访谈中,何老先生讲了一个堪称法律史尤其是逻辑史上的经典案例:

??那时候每天还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就是不死,怎么可能呢?有一天早上也是这样,照旧敬祝,学习毛选。下午开个临时大会,我们一听,上面工宣队的人口口声声“林贼”,那真是出乎意料。怎么早晨还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下午就变成“林贼”了?

不过中国人好,中国人的神经健全,遇到这种事情也没什么。这种事情要是放在笃信宗教的人身上,你告诉他实际信奉的乃是魔鬼,他要精神崩溃了。哪怕是一个失恋的青年,也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倒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照吃照睡不误。

一方面你赞美中国人的神经极其健康,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个民族怎么毫无信仰,到底是信不信?我记得我们当时的排长还说,听了这个事情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我看他晚上也照吃照睡不误。

权力通吃、权力的法理永远凌驾和左右一切,其最后结果只能是这个民族中再也不会有人为了追求“道理”(逻辑上的自洽)而睡不着觉!所以鲁迅写阿Q总是能“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这实在是重要的一笔。

类似值得我们关注和深究的中西之异,在诸如制度伦理、制度语言、国民思维方式、国民对基本法权范畴(权利、自由、权力??)的理解等等无数领域之中,都随处可见。英国法律史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的一个追溯很值得注意,他指出罗马法以来,法学不仅具有外在的崇高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对于西方知识谱系的整个大厦具有母体般的意义:

罗马法尤其是罗马“契约法”以各种思维方式、推理方法和一种专门术语贡献给各种各样的科学,这确是最令人惊奇的事。在曾经促进现代人的智力欲的各种主题中,除了“物理学”外,没有一门科学没有经过罗马法律学滤过的。纯粹的“形而上学”诚然是来自罗马的,但是“政治学”、“道德哲学”甚至“神学”不但在罗马法中找到了表意的工具,并且以罗马法为其最深奥的研究养育成长的一个卵巢。(中译本第191~192页)

梅因这话学术味道重了一些,我们可以说得尽量浅白:西方古典时期以来的法学所以对其他众多文化领域的发展都具有异常深刻久远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它们的母体,这是因为“讲道理”、“讲逻辑”、“讲不同权益和不同视角者之间的博弈程序和规则”,罗马法的这个取向和训练,渗透到了整个西方知识体系当中,成为了构建起这个大厦的逻辑基础。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爱国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其中说:

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

可惜长久以来,人们太习惯把“服权力不服公理”仅仅视为一种伦理范围内的“国民性”。其实,如果对照亨利·梅因指出的西方法律逻辑及其思维方式成为孕育整个文化体系之发展的“卵巢”,那么我们就不难想到,与此方向相反、但结构原理相通的是:“有权才能有理”、“无权就决不许讲理”这王法和官法之根本法理所支撑建构起来、并且无所不在渗透其中每一细部的,同样是一个逻辑的巨厦和制度文化体系的巨厦。而陈独秀所说“服权力不服公理”的国民性格,则不过是这座逻辑结构异常深邃完整的大厦其千门万户中的一个具体表征而已。

总之,如果能够从“曹操杀孔融”等无数个案进入到中西法理逻辑的层面,就会发现还有太多的深刻问题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只因为篇幅原因,这些内容只好以后再谈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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