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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投资自由化的思想渊源  

2009-03-23 13:23:31|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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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国亮    来源:海派经济学


 
投资自由化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放松管制或提高待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为了实现资本扩张,在国际上极力宣扬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和利用外资,也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投资自由化,甚至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单边投资自由化”趋势。[1]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投资自由化的思想渊源,以揭露其实质。

 

一、自由主义是投资自由化的根本思想渊源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是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对待市场、国家及二者关系上所采取的不同思想和政策体系。一般而言,把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和政策体系称为经济自由主义;把强调市场机制的缺陷、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和政策体系称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近代西方国家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近代西方经济史上,这两种思想和政策体系“以表面上对立的消长形式,成为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上的统治经济思想。”[2]

(一)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自15世纪至17世纪,产生于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是代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探讨,它主要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把金银即货币看作是国民财富的唯一形态,认为除了开采金银矿藏外,发展对外贸易是国家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带有极端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不要禁止金银出口,而是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以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为此,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重商主义者的注意力还局限于流通领域,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还停留在经济现象层次上。重商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利润只在流通过程中产生,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随着英、法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重商主义这种肤浅的经济学说及其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古典经济学及其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所取代。

到18世纪,古典经济学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欧洲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说,而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基础。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密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完全建立,新生的资产阶级要求给予资本以在最大的、没有阻碍的市场中寻求利润的自由。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己主义,每个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经济行为可以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3]据此,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贸易上,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反对重商主义为获取金银而垄断对外贸易。斯密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适应了当时英国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为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论证。

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起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传播表明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基础。尽管在价值问题上,边际主义是反古典学派的,并且在探讨经济问题上,边际主义是以主观分析反对古典学派的客观分析的,但是,“从边际主义的整体立场来说,与其说它是古典学派的对立者,不如说它是古典学派的补缀者。边际主义只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中增加了一些分析工具,而这些分析工具的应用恰在于论证古典学派基本理论哲学的正确性。”[4]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为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国内经济发展较前期缓慢,其“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也受到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在国际上,由于资本积聚和集中加剧,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公司和垄断组织,帝国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也更加剧,经济危机有规律地爆发。在此背景下,马歇尔综合了19世纪上半期英、法两国古典经济理论和19世纪中期以后新出现的经济学说,建立了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仍然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它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假设前提和条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因此,从总体上来说,马歇尔仍然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只不过在某些场合,他又表现出相当地(虽然还是有限地)接受某些国家干预主义行为的倾向。

(二)自由主义是资本的根本主张

重商主义一向被等同于干预主义。然而,深入、全面地考察重商主义思想就会发现,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商业资本在历史上是资本的最古老和自由的存在形式,在过去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执行资本的职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商业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起了催化作用。商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反对中世纪封建政权和行会对私人经济和商业的种种控制和干预的。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业资本家,就其历史任务来说应该是消除阻碍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一切限制的。就其性质而言,它不应该推崇政治权威,更不应该主张对私人经济横加干预。因此,有必要对重商主义时代的商人等级做进一步研究,以揭示这一“悖论”。

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线的开通,国际分工初步形成,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在商人等级中逐渐分化出了一部分国际商人,并形成具有垄断地位的商人资本家,他们“利用王权对自己的依赖渗透到各级国家机器”,形成了所谓“国家与商贾的联盟”,“如此,他们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得以用他们的想法左右经济政策的走向,从有利时机中获利(分配垄断权、获得国家订货),并保护自己不受法律或税务追究。”[5]这一点通过如下事实可以得到印证,即在整个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无数重商主义者在论述对外贸易时虽然都力主利用国家的力量推行干预主义政策,但在论述对外贸易以外的经济问题时却对国家意志凌驾于私人经济的现象提出了“无数的抗议”!这些抗议都见于黑尔斯(Hales, J.)、蔡尔德(Child, S.J.)、马林尼斯(Malynes, G.)、劳(Law, J.)等人的著作中。这个存在于重商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奇特现象一直以来为经济史学家们所忽视了。[6]

可见,资本从根本上说是主张自由主义的,即使在被普遍认为盛行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时代也是如此。对重商主义更为严谨的定义应当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整体的商人等级中分化出来的那部分具有垄断地位的商人资本家的意识形态。而事实上,在具有垄断地位的商人资本家之外,还存在着大量中小商人,他们并不受到国家的优待,不拥有各种垄断权利,因而也不是干预主义的拥护者。

古典学派所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了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重商主义学说以为王权服务粉饰商贾阶级所获得的利益。…… 古典政治经济学则是以崇尚国际最佳状况粉饰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7]斯密似乎很重视“国家利益”,“但他知道,‘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幻想: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要理解政策及其效果,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它是如何实施的。”[8]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产生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和谐的观念。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这种把少数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看作是社会普遍利益的观念,认为事实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是矛盾的。“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9]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国家的干预和约束成为必要。

如前所述,在重商主义时代,资本是以干预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一部分国际商人的利益。“但逐渐成熟起来的产业资本要求给予资本家以在最大的、没有阻碍的市场中寻取利润的自由。”[10]这时候,其自由主义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了,经济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古典自由主义与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备受推崇。然而,自由主义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是无法克服的,需要经常地用干预主义加以“修正”。一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经济发生危机或严重衰退,干预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但它同时又预示着,经过一段时期的干预之后,“新”自由主义又会“重现”。

 

二、新自由主义是投资自由化的直接思想渊源

 

目前,对“新自由主义”学术界有多种定义。[11]综合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是指,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张市场的主导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一种思潮、学说和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产生表明,新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社会意识形态。

(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经济自由主义遭到巨大的冲击。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会自动实现均衡的理论无法解释生产的大量过剩、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等现象,也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失业和危机后的长期萧条等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赞扬重商主义学说,认为它里面含有“科学真理成分。”[12]凯恩斯所谓的“科学真理成分”,其核心是国家干预主义。他认为,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要“高明”得多。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正是国家干预主义,它的诞生似乎宣告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新生”。在英国,凯恩斯主义很快被希望克服失业状况的各种政治势力所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党派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采取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在美国,正在推行“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亲自与凯恩斯讨论经济问题,并且十分赞赏他的观点。1946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充分就业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就此制定长期政策并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宣告了长期以来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彻底终结。

然而,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却受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的批评。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李普曼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著作。1938年,哈耶克、米塞斯等26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以“自由主义的危机”为主题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在这次集会上产生了建立一个新自由主义组织的设想。1944年,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出版,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宪章。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抨击,认为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必然导致现代奴役制。1947年4月,以哈耶克为首成立了新自由主义组织“佩勒兰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该学会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及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一种强硬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派声称,国家干预经济和调节分配的做法必将压制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的积极性,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50~60年代正值西方国家经济在国家干预下迅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派的观点始终没有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所接受。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空前的“滞胀”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在政策上也无所适从,严重动摇了其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纷纷对主流经济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其中,为对抗凯恩斯主义而出现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等主要派别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信赖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均衡地发展,断言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是危机的根源。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取向,开始了西方世界持续2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尽管1991年发生的新一轮经济衰退给新自由主义以沉重打击,但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给新自由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一些中左翼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新自由主义在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霸主地位。与此同时,拉美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而苏东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走得更远。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对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包括以下十个方面内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威廉姆逊认为,上述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还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13]“华盛顿共识”所宣扬的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放松政府管制等投资自由化主张反映了新时期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扩张的要求。

(二)投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战略工具

凯恩斯不是把危机和失业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们同自由放任联系起来,因而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政策实践都是在不违背自由主义根本精神的基础上扩大政府干预的成分,是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一次创新。但是,在肯定国家干预政策的同时,凯恩斯也坚持认为经济生活中权力的分散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私人企业的两大优势所在。因此,他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决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而是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理念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的局部计划和调节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经济实行干预。凯恩斯主义是对狭义的自由主义即放任自由主义的抵制,但它并没有离开广义的自由主义,它仍然坚持个人主义等基本价值观和以私有制为主导的传统经济理论,因而只是自由主义的某种“变体”而不是终结。[14]

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更新,它以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为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渊源,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危机中挽救古典自由主义的努力”。[15]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成果,而是更加重视市场的力量,强调政府作用的限度以及市场与政府的正确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对现实经济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它主张在努力保护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和对市场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机制,力图以一种有序的市场制度来弥补市场缺陷和克服政府失败,以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成功的变革,它不仅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深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在治理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帮助发达国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时,推动其逐步进入以网络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后现代化和新全球化进程之中。[16]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显著增强。由这些“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他们为了适应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以协调其在国际贸易、投资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17]然而,“任何时候,自由贸易以及一般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只有在如下情况发生后才会被提倡,即在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对其对手构成了极大优势的时候,因为此时削减其他国家的作用是该优势力量延长其经济领导作用的具有吸引力的手段。”[18]新自由主义正是适应了垄断资本势力要求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和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19]

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多数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展开了一场“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20]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把他们全部努力都集中在三个基本要点上,即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投资自由化。[21]而“投资自由化是‘自由放任、听之任之’政策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其目的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贪欲。国际资本虽然也谈论调节,但这种调节只是由它们自己进行的对自身有利的调节。”[22]因此,推行投资自由化是欧美发达国家国际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之一。这一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广泛传播,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投资自由化,甚至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单边投资自由化”趋势。殊不知,“由‘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政策之净效应时常以多数人的代价给少数人带来利益,以穷人的代价给富人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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